如果中国要应对其经济挑战，就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以提高生产率。这是大摩中国新兴前沿系列报告中的第一份，着眼于中国现代经济的演变、未来的机遇、产业升级的全球经验以及中国迄今取得的进展。

　　自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快速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主要出口国，但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和技术快速发展，中国将需要转向高利润率研发/制造和高端品牌/售后服务(微笑曲线的两端)，以提高生产力和附加值。此外我们还看到了第三条出路，即新兴领域/未来前沿产业，我们预计中国将在这些领域发挥领军作用。下一阶段将是艰难的，但如果中国要应对经济面临的挑战，就必须继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1)建立新的支柱产业，例如新能源、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和下一代IT;2)改造传统产业，例如钢铁、石化、石油和天然气;3)孵化前沿产业，例如AI和物理A1、量子和遗传学(参见Exhibit8).

　　我们认为新前沿领域(例如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和基因技术)是能够推动未来生产力的关键领域。此外，中国完整的国内工业体系和供应链(2023年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30%)、全球脱碳领导地位、智能制造、庞大的人才库(每年200万理工科毕业生)和积极的全球化等核心优势，为产业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制造和研发实现工业化一直是发达市场进步的关键。在巅峰时，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超过40%，支撑了经济韧性，而中国在2012年的峰值为GDP的32%。鉴于中国整体研发投入落后于“十五”至“十三五”规划目标，为了促进全要素生产并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在颠覆性技术方面的高研发投入对中国在价值曲线上升过程中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虽然政府鼓励产业升级--这是中国以供给为中心的刺激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素--但必须注意避免重蹈过去产能严重过剩的覆辙，尤其是在当前的通缩压力下。尽管中国的高储蓄率预示着其巨大的消费潜力，但中国的消费水平仍然远低于与之GDP水平相似的发达市场。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高度成熟和具有韧性的供应链被广泛认为是其关键的竞争优势。事实上，市场评论已使用“中国冲击”来形容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的迅速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扰动。与此同时，最近的技术进步(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重燃了投资者信心，看到中国经常被忽视的优势之一:不断增长的科学和技术能力。在国内经济失衡和地缘政治分裂可能带来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科技和供应链持续整合，中国制造业今后将如何演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其推动因素包括市场化改革、融入全球经济，更重要的是以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要素禀赋和制约因素为特征的高度务实主义。从20世纪80-9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的兴起，到20世纪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兴起，经历了多轮升级;两者都与整体经济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有关。在2013年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背景下，由中国高层领导人推动的绿色转型之路更加艰难:尽管中国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绿色行业的利润率即使为正，也基本上微薄。

　　1.规模经济。2023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0%左右。庞大且一体化的供应链推动了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虽然近年来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但由于中国不同行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和互补性，以及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整体制造业仍具有成本竞争力。

　　2.适应性。根据工信部的数据，中国是唯一涵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所有传统和新兴制造业部门的经济体。我们相信，这丰富的经验将有助于制造业继续有机发展，应对关税和地缘政治分裂等外部挑战。

　　3.快速向绿色转型。中国一直是全球脱碳的主要推动力，2024年中国纯电动汽车销量占全球的56%，截至2023年底，中国风电能装机容量占全球40%以上。除了新能源产业外，中国还通过加快更换高耗能、高污染产能和提高排放标准来优化其传统产业。

　　4.快速采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我们认为，自动化和数字技术的日益渗透将继续促进成本降低和流程细化，以克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此外，这一过程正在产生大量的工业数据，这些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快速采用相结合，可能成为持续工业升级的关键。

　　5.庞大的人才库，支持对各行业不同技术路线的广泛探索。中国每年有约200万名理科(STEM)毕业生，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更发达国家。中国拥有多所世界领先的大学和强大的研究人员基础，可以同时追求多种技术路径，形成充满活力和竞争性的产业格局。

　　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面临长达数十年的高投资率(超过GDP的40%)与产能过剩趋势，特别是在外部需求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部门目前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在一些下游部门，价格不断下跌，利润率下降，产能利用率承压。但这一次下跌更快、幅度更大，因为中国一直在努力应对其3D挑战(通缩、债务、人口--请参阅我们的报告)，抑制了国内需求。然而，与以往的产能周期类似，我们认为，当前传统能源行业和新能源行业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是过度投资下的过度同质化的产能。反过来，尽管外部需求自2023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但由于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出口价格继续跑输全球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贸易关系更加紧张，这些国家担心这会对其国家安全、国内供应链和就业市场造成潜在影响。我们认为，潜在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潜在出口市场增长放缓可能会限制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鉴于其持续的高投资，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仍然依赖于全球市场。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正以“新质生产力”作为产业升级的目标。2024年全国人大将“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新质生产力”列为政府工作报告十大任务的重中之重。在今年的全国人大，政策重点是进一步促进科技发展并加速人工智能的采用和自动驾驶:

　　（1）限制重复性的产能扩张/生产，鼓励供给过剩的重工业(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内的重组并购，同时引导新能源行业(太阳能、锂电池)的供给侧改革。

　　（3）孵化新兴颠覆性产业，例如人形机器人、新材料和航空航天(电动商用飞南机、eVTOL等)。

　　在我们试图形成产业升级框架的过程中，我们研究了发达市场的案例。有几点值得强调:

　　1.制造业在生产率增长中的推动作用过大:过早的去工业化可能会抑制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尽管中国的工业GDP占比在收入水平达到发达市场同等水平前已率先触顶(Exhibit 10)，鉴于中国持续强劲的增长和演变，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过早的去工业化。即便如此，政策制定者在2010年代已经从“促进服务业发展”转向“保持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我们认为，如果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市场生态系统改革，这应该是一个明智的政策方向。

　　2.引领新的颠覆性趋势可以推动经济显著增长:德国在19 世纪末的电气和化学工业(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推动力)处于领先地位，而日本则利用 20 世纪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来发展其汽车工业。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新能源方面一直引领市场，并在脱碳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我们认为技术扩散和长寿是中国的另外两个关键论点。

　　3.增加研发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目前仅为美国水平的40%。研究已经表明，人均研发投入每增加10%，可产生1.6%的长期TFP增长;然而，中国整体研发投入未达到“十五”至“十三五”规划中设定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研发投入对于支持进一步的工业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4.向上移动微笑曲线并提高生产力。中国目前更专注于利润率较低的微笑曲线中游，而不是上游(研发/先进设备和零部件等)和下游(品牌/售后服务)，其利润率往往更高，进入壁垒也更高。通过应用更多技术(例如自动化、数字化)可以提高生产率，这对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5.国内消费是完成产业升级周期的关键。从长远来看，需要强劲的国内消费来支持持续的产业升级。我们认为，当前的科技举措应该辅之以减少低质量投资，释放资源以社会福利支出或实物转移支付的形式转移到家庭部门。

　　挥之不去的资本配置不当风险:虽然持续清理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会缓解配置不当，但制造业的扭曲尚未得到充分解决。对国家支持的行业进行过度投资的趋势依然较强，研究发现对部分行业的影响为负社会回报。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整合后可能会出现全国龙头企业，掩盖了处置剩余不良资产的成本;但是，宏观层面资本配置不当的证据是明确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下降，表明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本深化的推动。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占国GDP的比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基本保持在一个有风险的轨道上，尽管中国通过政策明确引导资源从房地产向制造业重新配置，但近年来这一趋势仍在持续。

　　国内消费至关重要:消费可以创造需求，刺激投资并保持健康的投资回报，从而推动工业化和生产率增长。例如，在Industrialization andtheBigPush(1989)中，作者Murphy、 Shleifer和 Vishny表明，足够大的终端市场将使供应商能够覆盖固定的生产成本(初始资本投资)。因此，一个部门的工业化通过为其他部门创造足够大的终端市场，可能会启动多个行业工业化的连锁反应。消费还可能以事前不明显的方式刺激技术进步，例如人工智能革命取决于最初是为了满足电脑游戏需求而制造的显卡。